采访：木村拓周、老月亮

追问落日飞车是很有意思的。

他们是在草东没有派对之后，又一个在内地一票难求的台团，他们一整年都在世界游荡，看似接受了听众”听落日飞车，睡到心上人“的评价，把票价定为214元。

金桔希子，香草，在宇宙梦游的半熟王子，迷幻，蓝调，抒情摇滚……用来形容落日飞车的词模糊得很缱绻。

北京是他们的最后一站，电子乐开场，演唱新专辑《香草度假村》……一场演出娴熟地完成了，主唱曾国宏只在报幕时露出了一丝慌乱，他问“大家平时蹦迪吗？”，台下反应平平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，“蹦迪，我新学的词”，调笑自己，每次来大陆巡演，说话前都要自我审视一遍。

走出台湾之前，落日飞车还是个一场100人的演出里，有99个都是老朋友的地下乐团，曾经“门票用送的都没人要”，而现在，站在糖果三层的舞台，放眼望去，挤在一起的都是年轻又陌生的面孔。

曾国宏问过自己：音乐的价值就在于此吗？浪漫了，然后呢？

当我们也用同样的问题来追问他时，曾国宏已经找到了答案。

今年是落日飞车成团的第十年。

十年前，曾国宏还是个在“地下社会”livehouse混迹的小年轻，他的爱好是跟一帮朋友去小公园，看到骚扰女性的白人醉汉，就拿着酒瓶直接冲上去干一架。

小公园的对面就是这家livehouse，这个地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是潜伏在台北的另一个世界。

曾国宏把这个地方跟纽约的CBGB酒吧做过类比，CBGB里走出了Ramones和TalkingHeads，是朋克和新浪潮音乐的自留地，而这个livehouse里有台湾第一个女子朋克乐团瓢虫，也有1976、拷秋勤、飞儿乐团……

他们帮新乐团DIY自己的唱片，再交给独立厂牌水晶唱片发行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。

拥挤混乱的表演、台上台下的疯狂，一群蓄着长发、手里夹着烟的音乐人和乐迷，他们曾经说：“我们就是一群Loser，一群社会的边缘人，而livehouse就像我们的家一样。”

他们在表演结束后不会回家，喝酒到天亮，哪一天醒来时心血来潮，凑在一起想出了团名，一个新的台团就诞生了。

曾国宏就是在那里遇见了鼓手尊龙，又拉上几个共同好友下水，用Photobooth里的滤镜当名字，组成了落日飞车。

他们当时的作品《Ah-Ah》被收录在《欢迎来到地下社会现场合辑》里，第一句就是大黑嗓，撕心裂肺的嚎叫中听不清唱词，躁得不行。这首歌在内地的音乐平台上还能找到，首评是“这他妈能睡到心上人我就去撞墙”。

这样的躁动维持不到半年就变成了一种黑色幽默。在落日飞车的第一张专辑《BossaNova》中拼盘了很多音乐元素，甚至直接将歌曲命名为“Punk”、“Blues”，而点了播放键，听到的却是另一种风味。

曾国宏说，这张专辑跟后来的作品不同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。

有乐评人说落日飞车“只会混搭而没有深层的中心思想”，他们就开玩笑说，对，我们就是一个乐风的婊子。

非要说什么深层的中心思想，埋在《BossaNova》里的是讽刺。

2011年前后正是台湾原创音乐发展的新阶段，在五月天、苏打绿出现之后的十年里，大大小小的乐团在校园、街头生长开来，风格多样，层次不齐，其中也不乏“什么帅就跟风玩什么的小朋友”。

曾国宏想胡闹一下，“BossaNova就是跟风玩团最具体的表现，飞车有这种幽默感，特别是我个人，我喜欢讲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别人抓不到点的笑话。”

在专辑发行当年，的确没有太多的人get到笑点。倒不是曲高和寡，毕竟那首对标Pavement的“白烂摇滚”《IKnowYouknowILoveYou》也在里面。

新台团的影响力还仅仅存在于那个圈子内，“社群性很强，我去表演的场地有一百人，我大概认识90个人”，曾国宏说。

落日飞车也只是曾国宏玩的乐团之一，他和鼓手尊龙还有一个乐团“FORESTS森林”，贝斯手弘礼在南瓜妮歌迷俱乐部里，还有AngelBaby、来吧！焙焙！……台北太小了。

《BossaNova》发行的第二年，地下社会因为相关部门的稽查被勒令关停。

五月天、脱拉库、旺福等乐团聚在了立法院门口，呐喊着“原创音乐不能丢”，音乐圈掀起了“为livehouse正名”的运动，社交网络、线下集会甚至金曲奖舞台上，都有音乐人在发声。

当局者似乎看得更清。创办人何东洪在接受媒体“Blow吹音乐”采访时，没有太多对于管理制度的怨怼，反而提到了乐团文化的变迁：

“随着官办的免费圣诞节演出、免费跨年晚会、酒驾法规渐趋严谨，以及livehouse如TheWall（2003年）与华山Legacy（2009年）的开幕，去过「好场地」的观众、音乐人对硬体、声音更懂得要求……等多重因素，地社那样不修边幅、有棱有角的乐团文化，已逐渐成为过去式。”

挣扎了一年，地社这家livehouse还是消失了。落日飞车早早就休了团，曾国宏成了一名乐手。

《10-Year-Taipei（matured’17）》是曾国宏送给在台北一起长大的朋友们的，他在歌里写道：“We’refeelingfine,justgettingold”。

这十年来，他见到的人，遇到的事，路过的街道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跟朋友们聚在一起，聊天的内容基本也大同小异，“就是主语换了，语法的逻辑是一样的，大部分都是谁谁谁又分手，谁谁谁结婚了这样”。

大家都不知道未来要去哪儿，做得好没有明天，做得不好也没有明天，那我就只能做做自己。”

说到这里时，曾国宏提起了草东没有派对、DecaJoins和那我懂你意思了。跟地社livehouse出来的乐团不同，这三个乐团的作品并不单刀直入地发泄愤怒，都带着一股厌世的丧气。

草东的苍凉，DecaJoins的温馨，那懂的悲伤，正好在不变的台北，为年轻人们送上了新鲜的安慰剂。

巧合般的，他们都来自台北艺术大学，曾国宏是草东的学长，还曾经做过他们的助教，给他们批改作业什么的。

台北艺术大学坐落在山区，周边都是荒芜一片，出去吃个饭都得骑摩托车下山，曾国宏说，他们学校里的人，要么是一副养老的姿态，轻松又惬意，要么就跟草东他们一样，会比较倾向于颓丧的创作。

学长曾国宏恰好就夹在这两种状态中间，像是“matured”了：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好奇在于，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超脱，建立起一种创作的美感。”

曾国宏的寻找美感的方法是穿越。

在给张悬做了三年多的巡回乐手后，曾国宏召集了老朋友重新开始创作。

离开了livehouse，他们的听众不止那熟知的90个人，面对更高的市场要求，落日飞车的歌不再是打打闹闹的玩笑之作，故事开始了。

《金桔希子》中，男主人公因为对爱情的渴望而开启了穿越时空的能力，时空隧道会在落日时打开，Jinji有时是古文明中的公主，有时站在未来，让爱情成为人类得以超脱的解药。

而几乎同时完成的《半熟王子》，卡萨诺瓦穿过贪心的暧昧，在午夜独舞，在古老的东方流亡，在动物园等待红月升起，终于在那首《10-Year-Taipei（matured’17）》中，半熟王子成熟了。

他们自称“成人抒情摇滚”，曾国宏穿针引线，将6、70年代的音乐混入其中，为年轻人们编织可供休憩的迷幻虫洞。

曾国宏的手腕上是一枚卡西欧旧手表，表盘上陈列着方方正正的数字键，可以用来记电话号码，他很喜欢老旧的东西，对古典有着无数美好的想象。

曾国宏像是活在电影《午夜巴黎》，不停走向穿梭时空的马车，永远沉迷于将美好，任意投射于某一个时代之中。

巡演之余，曾国宏会看一些科幻小说，在北京看的是库尔特·冯内古特的《第五号屠宰场》。他有时甚至会幻想，自己一觉醒来回到了13岁，带着31岁的脑袋的他，就能够考上最好的高中，更早地开始练吉他，追到年级最漂亮的女神……

一说起天马行空的事，曾国宏就变得神采奕奕，如果不是《香草度假村》，他在我们笔下，可能只是一个爱好科幻文学、天真烂漫的chillboy。

《香草度假村》的封面选择了简单洁净的淡粉色，三首歌听起来都很“落日飞车”，浪漫，温柔，明暗中闪烁忧愁。

曾国宏不说，怕是没有人能够读懂这个故事的残忍：一个外星人喜欢上了地球上的女孩子，为了让她喜欢它，外星人制作了化学喷雾剂，让女孩子误以为它很帅，而外星人实际上是一个异形。

而看似唯美的香草度假村，其实只是外星人的巢穴，它将女孩子绑架到了那里，用于繁殖后代。

至于为什么要将故事的外衣铺陈得如此精美，曾国宏开玩笑道：我不想吓着90、00后的小妹妹们，等她们长大了之后再慢慢发现这个惊人的事实吧。

写这张专辑的时候，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，一年下来，每个乐队成员的演出都破百场。

“飞车在大陆，好像就是年轻人的浪漫，就像情侣在交往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爱的不是真的对方，而是你在他身上投射的想象力。因缘际会之下，大家的想象力投射在了我们身上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伴随听众成长，把他们都当作成熟的人，进行一个理性的对话。”

曾国宏明白，自己如果写的东西很深沉，没有人能够听懂，这些年轻人也许就不会再听落日飞车了，而有这样一层糖衣包裹，他就可以将真诚的表达、隐晦的细节藏好，要是有人愿意咀嚼，也许就能尝到一丝酸苦。

他把自己的音乐比喻成了一座漂亮的门，门把很滑溜，好开，落日飞车负责带领大家进门，“就像大卫·鲍伊，他是一个做流行文化的典范。

流行文化最重要的是整合和沟通，大卫·鲍伊把小圈子里扩散力很低的前卫艺术整合到了音乐中，在大众与小众中找到了甜蜜点，让大众接受，再让大众成长。”

这样温和的表达，在一些大陆滚青看来是不够硬、不够酷的，这不仅是落日飞车自觉选择的结果，也与两岸青年的精神面貌有关。

大陆经常跟落日飞车一起被提到的，还有盘尼西林。

曾国宏说，盘尼西林之所以会被觉得像台湾乐队，可能是因为台湾乐队看起来色彩比较丰富，而盘尼西林刚好也比较缤纷，不过他听起来的话，盘尼西林本身的气质是很硬的。

在台北，一个年轻人可以从19岁开始，每天假装自己是一个摇滚乐手，永远演5、60人的场次，演完了就开始喝酒，一直到50岁。而大陆的青年，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期限，两三年出不了头就去找一份工作。

而在表达上，大陆的创作者会有一道自我审查，写什么、如何写，表达相对迂回，曾国宏反而觉得，这样多一层的思考，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更深刻、经得起咀嚼。

有的台湾音乐人甚至会换一个生活压力更大的地方，试图逼自己一把，写点什么。

曾国宏没有强求这样的压力，只是用心在学习做一个主唱。

以前在哪里都要喝到嗨，疯玩一场的他戒了酒，变得自律起来。没有灵感的时候，就听歌，看书，把吸收的东西消化到自己资料库中，等创作模式开启时，再好好拿出来用。

躁动与浪漫之后，31岁的曾国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动力，他们在今年夏天开始了欧洲之旅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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